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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业之路—从放牛娃到博士后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一名青年学者,从一个乡村放牛娃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这便是我这三十九年的成长道路。古云:四十而不惑,明年我就进入了不惑之年,我觉得该是对我这三十九年的人生旅程进行总结的时候。

   通过对我这三十九年人生旅程的总结,找寻自己在事业上通向成功的经验与教训,鞭策自己,以便今后更加奋发有为,也鞭策能够读到我这部简要自传的青年朋友们,特别是那些身处逆境的青年朋友们。

一、一切富饶都从贫瘠中来

  我生于1964年阴历冬月(11月)15日晨八点钟左右,冬天太阳初升的时候。由于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故小名叫“四娃”。在我上学之前,没人叫我“周广庆”,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四娃”。

   我的出生地在湖北省郧阳地区均县(现丹江口市)土桥镇,祖上世代居住于土桥镇上。

   我祖父周常德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号为“周秀才”,他常与武当山道士来往,所以当地人传说他会施法术,当地叫“作法”,就像《水浒传》里的公孙胜一样,能呼风唤雨。远近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三教九流都不敢惹他,对他敬而远之。这种传说当然是迷信的产物。因为我曾调查过一些认识我祖父的人,他们都说他会“作法”,但没一个人亲眼看到他做过什么“法”,没一个人见过他呼风唤雨。每年春节或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他都分文不取地给人写对联,当地叫“赐字”。1983年,一位与我祖父有过交往的老人告诉我,整个土桥镇街坊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得到过周秀才的赐字。可惜的是,旧中国医学落后,我祖父英年早逝,1930年死于肺结核(当时叫“痨病”),去世时年仅29岁。

   祖父去世时,我父亲周启华只有9岁。父亲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祖母又是小脚女人,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务,不能外出做事,家里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我那年仅9岁的父亲身上。听我母亲讲,祖父去世以后,我父亲带着他弟弟周启善赤裸着身子到处讨米要饭,以此养活我祖母和姑姑。我父亲12岁那年就开始做挑夫,从现在的老河口市(当时叫“光化”,丹江水库修成以前航运十分发达,千帆竞发,直达汉口,当时有“小汉口”之称)挑商货到均县县城(丹江水库修成以后均县县城被库水淹没)和土桥镇上卖给商铺老板,或者挑到武当山卖给道士们。当时挑运的主要商品是食盐,另外是瓷器、洋布等。我父亲一生勤劳节俭,这与他从小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有关。

   我母亲陈桂华是陈世美的后裔。陈世美是均县人,清代举人,官至河南知府,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一位同乡秀才到河南投奔陈世美,欲求得一个官职,陈世美没能满足他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他为了发泄私愤,编写了《包公铡美案》攻击陈世美。把清官陈世美描绘成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小人。民间艺人根据《铡美案》编演了《秦香莲》戏到处传唱,以至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陈世美是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代名词。

   小说家的文学虚构造成了数百年的历史冤案。万民敬仰的清官陈世美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卑鄙小人。包公是宋代人,陈世美是清代人,二者相距六百余年,六百年前的包公怎么能铡六百年后的陈世美?历史上的陈世美只是中过举人,而戏中的陈世美中的是状元,并且做了皇帝的女婿。这两点差异足以证明戏中的陈世美是文学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南辕北辙,完全是两码事。正因为戏中的陈世美与真实的陈世美是两码事,所以,《秦香莲》戏在均县(清代称均县为均州)一直是禁演的。我舅舅陈胜举告诉我,民国年间曾有一个河南戏班子在均县城演《秦香莲》戏,戏台被砸,演员遭到痛打。均县禁演《秦香莲》戏,自清至新中国建立,已成为习惯。

   陈氏家族至今流行着不少有关陈世美的美好传说。比如,传说陈世美又名年谷,因其出生之年久旱无雨,粮食颗粒无收,到处闹饥荒。陈世美的父亲给他取名“世美”,又名“年谷”,希望从陈世美出生以后,年年五谷丰登,世上充满美好与幸福。又比如,传说陈世美为取得科举功名,发奋苦读,让他父亲在河对岸修了一座读书亭,早上天亮即让船工送过河去读书,晚上天黑才让船工接过河回家,天天如此,苦读十数年才考取了功名。我曾写《均县禁演<秦香莲>戏》一文,收录在《楚天文荟》一书中,原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年近九十高龄的吕德润先生看到此文后,曾给我写信,表示极大的关注。

   祖先的传说对我的成长起到了精神导向作用,从少儿时期就激励我奋发向上,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特别是在我遭受挫折、身处逆境时,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和不断重新奋起的原动力。

   巍巍武当山,清清丹江水,故乡土桥镇山水奇美,人杰地灵,是通向武当山的第一镇。新中国成立以前,土桥镇原是由均县县城通向武当山的必由之路。到武当山朝拜的香客们大多要在这里歇息一夜,第二天鸡鸣起床赶往武当山朝拜祖师爷(真武大帝)。土桥镇盛产烤烟,商业发达,自古是均州地区有名的乡镇。这里民风淳朴,崇尚诗文,家学深厚,我的父系先祖和母系先祖都是书香门第,奉行“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信条。尽管到我祖父、外祖父那一代已经家业败落,但书香余韵尚存,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尤其是外祖父周常德学冠当地秀才之首,为时人所敬重。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土桥镇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因为我在土桥镇只成长了两年。对于一个两岁的幼儿来讲,还处于呀呀学语的阶段,没有记事能力。现在土桥镇已经淹没在丹江水库中,成为鱼鳖之穴。“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又要加高丹江大坝,土桥镇将深深地淹没在丹江库水之下。因此,我将永远无法看到故土的面貌,也永远无法追寻祖先的遗迹。也许正是这样,故土才给了我更多的神秘和想象的空间,使我对故土的一切充满了无限的向往、遐思和想象。

一切富饶都从贫瘠中来。自古以来,均州地区(今之丹江口市)崇山峻岭,土地瘠薄,清清的丹江水(古之“丹水”)流贯其间,哺育了流域内的人民。楚人先祖熊绎受封时“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地狭人少,给楚王进贡时,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进贡的,只好进贡“苞茅”,即酿酒时用于暖和酒坛子,盖在酒坛子上的茅草。但是楚人先祖有一股艰苦创业的精神,他们沿丹江水南下到今之宜城、南漳一带,“辟路蓝缕,以启山林”,建立了“丈地计众,中分天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强大楚国。贫瘠孕育富饶,艰辛造就强者。在瘠薄的土地上创造辉煌的业绩,是荆楚先人叩问大地、挑战天庭的英雄壮举。其不世之功就像巍巍武当山上的金殿一样,俯仰天地,沉浮云雾,穿越时空长廊,伴随着青山碧嶂,留守着古今日月,永驻其金碧辉煌。时至今日,缺土少地的丹江人,在库区的山岭上,用炸药炸开风化的泥岩,制造出新的田地,种植上玉米、土豆、花生、红薯,生养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丹江人。这种利用现代化学工业品的威力开山辟地的壮举,同楚人先祖用石斧“辟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是异曲同工的,堪称人世间从贫瘠中创造富饶的经典范例,激励我们每一个青少年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

  二、人生最初几步:

少年当立志,逆境当奋发

  1966丹江大坝建成后举家搬迁至今宜城市流水乡黄湾八组,当时叫“新建二队”。这个“新建二队”全是从均县搬来的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保留了以往的特色。由于人多势众,当地人不敢欺压。从1966年到1969年,我就在这样一个移民圈子里度过了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三年。

   人的童年,无忧无虑,亲近自然,率性而动,一般来说都是欢快的。我在流水乡的童年也同样是欢快的。汉水边的沙滩上、山岳上、田野里,到处都留下了小伙伴和我的欢笑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

   然而童年的欢乐是短暂的。1969年,我们家又从宜城县流水公社搬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二小队。这个队只有我们家和另外一家移民,其余都是当地的老户人家。
   作为一种外来移民,我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与本地人不同,遇到困难又缺少亲朋好友的关照帮助,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当地当时称这种现象叫“家大口阔”,“口阔”指被抚养的人口多),挣的工分少,生活更加困难。

   从1971年开始,我们家开始发生病灾,直到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去世为止。

   悲剧始于1971年我祖母姜秀英病故。我祖母28岁守寡,是旧社会传统的小脚女人,只能做家务,不能从事生产,一生中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那时她与我叔叔周启善一起住在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十小队,我们家住在二小队,相继六、七里距离。记得在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堂姐周贵珍带我去看她,她躺在破被子里,我打开被子一看,见她全身发肿,面部肿得像馒头,堂姐及一群小伙伴吓得一跳,他们赶紧后退,而我却上前推我祖母并喊她:“奶奶,您怎么了”,他吃力地说:“我要喝水”。我给她递水时发现她无法坐起,并且眼睛看不到东西了。那时,我才7岁,只知道害怕,不知道她已生病。第二天她去世了。上大学后,从医书上我才知道祖母患的是肾脏病,肾脏病结束了她60年的凄惨人生。

1972年,我叔叔周启善病故。叔叔周启善12岁参加革命,他是在讨米要饭的路上被李先念的部队收留的,是均县土桥镇最早的少年共产党员。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中许多大战役,包括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战役。在一次突围战中,敌人的手榴弹弹片夺去了他的一只眼睛。由于作战勇敢,成为马营长的警卫员,挂双手枪。解放以后,他成为土桥区第一任区委书记。丹江水库淹没土桥镇以后,他随我父亲一同迁移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被分配到十队,离我们家五、六里。与我祖母和我堂姐周贵珍一起生活。1972年春天,他背着一麻包糠到宜城县城卖,路上被一汽车撞昏,倒在稻田中。当他醒来时发现麻包里的糠撒了一地,是麻包和糠救了他的生命。但从此以后大脑昏沉,秋天即因脑溢血去世。医生说是汽车撞的缘故。他之所以被撞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战争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眼睛缺陷又使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1975年,我父亲周启华病故。他患的是胃溃疡病,因胃溃疡出血过多而辞世。他一生在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中度过。他年仅9岁即失去了他的父亲,挑起了养活他母亲和弟妹的生活重担。12岁就成为一个“娃娃挑夫”,把一些柴米油盐、日常杂用挑到武当山上供给道士们使用。大雪封山之时与道士们住在武当山上。一位好心的道姑见他可怜,曾给他做过几双棉鞋。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看见我父亲起早摸黑,整天都在忙碌着操持全家七口人的生计。记得夏天烈日当空时,他还在挖地或给菜园里的瓜果浇水。一次盛夏中午他在菜园里忙碌时中暑昏倒,我发现后喊来邻居把他抬回。我母亲说我父亲是累死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父亲在宜城县卫生院内科病房只住了四天医院便去世了。为了救我父亲,一天夜里,我把从七里大队借贷的200元用于输血的钱送到医院,途经鲤鱼桥水库,由于夜晚船工停摆回家,我游过近2里宽的水库,差点溺死在水库中。那时我只有11岁。

   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又病故了。我父亲病故两个月后她即病倒,最初患伤寒,接着患中耳炎,再后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后确诊为白血病(白血癌)。一年之内,她三进三出宜城县卫生院,中间只在家呆过不足半月。有的医生说她是因大量使用氯霉素中毒而患白血病的。现在氯霉素因副作用太大,是致癌物已在国际上禁止使用。她去世时只有17岁,正处于天真烂漫、豆蔻年华的花季少女阶段。她与病魔抗争了一年,但最终没能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她是一个与生俱来似乎就注定了要承受苦难的农村女孩。1959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她出世了,由于缺奶、缺吃,她多次在母亲的怀里饿得奄奄一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是一个勤劳节俭、不畏艰苦的农村女孩。8岁即承担全家人洗衣服的家务,冬天的冰水把手冻得通红发肿,纤细的小手仍吃力地搓揉着衣服。10岁即上山砍柴,大年三十才迎来了她从鄂西山区砍柴的回归,先是雨加雪,后是鹅毛大雪,头发和全身上下的衣服因雨淋湿透而冻结成冰块。

   她是一个由于当时经济和科技落后而成为牺牲品的农村女孩。她12岁辍学回家挣工分,14岁成为生产队打农药的“打药员”,多次农药中毒。住院期间又连续不断地大量使用氯霉素。如果不是农药和氯霉素,或许她不会患白血药。

   她是一个美丽清纯、心性高洁的农村女孩。在我父母的五个儿女中,她最聪明漂亮,惹人喜欢,让人爱怜。在一年多的住院期间,她遍读医书,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她说她若能病愈,要当医生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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