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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业之路—从放牛娃到博士后


   她是我的亲爱的姐姐,是我的小保姆和启蒙老师。她从小把我哄带大,教我玩耍,教我写字,是她开启了我的童蒙。她患病以后,我痛苦不堪,每个星期天我都走到医院去看她,给她送去米、菜、贷款的钱,为了避免在路上被狗咬和被路过村庄的孩子打,我总是带着一根竹棍子。每当她见到我时,又高兴又悲伤,拉着我的手哭,我几乎总是看到她发烧打吊针。她的眼泪,她的倩影,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当我得知她病故以后,从家里哭着奔向七里二队林场水库渡口处,没有看到又折回家以后,才知我母亲和哥哥从大路上(从白庙到雷河的公路)用板车拉着二姐的棺材回来,没有拉回家,直接拉到坟场。几个大人拉着我,不让我去,说小孩子到坟墓去送葬不好,我挣脱后奔向坟场,只见别人免费赠送的破棺材装着我那死去的二姐,衣服和被子从破旧棺材上的许多破口处显露。我在棺材旁拼命哭,也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悲伤痛苦之极。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我二姐的不幸的时候,我都禁不住以泪洗面,而其它任何一件事都不会使我这样。我亲爱的二姐去了,永远地去了,愿天国的圣光时时照耀在她那孤寂冷弱的身上!

   我父亲和二姐给我们留下了3000多元钱的债务,那时一年到头全家挣不到20元钱,3000多元钱比现在10万元还多,在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意谓着永远要背着债务,一辈子也还不完。贫寒的家庭从此更加贫寒,完全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

   苦难造就强者,苦难对于一个不屈者来说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苦难使我明白了人穷志不穷,也促使我奋发图强。每当我经过我父亲和二姐的坟墓时,悲伤都袭上我的心头,我仿佛看到父亲那老黄牛般的勤劳身影和二姐拉着我手时的满面泪水。丧父之痛和丧姐之痛紧紧地纠住我的心灵,促我化悲痛为力量,促我奋发向上,成为我勇敢地迎接一切困厄和逆境挑战的精神动力。

   我自读书之日起,学习成绩就比较优秀。宜城市雷河镇现任七里小学校长兼七里村书记黄道文老师见我勤奋好学,从二年级开始就一下子任命我为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从没屈居过第二名。苦难更使我奋发,我的成绩遥遥领先,常常把第二名远远甩在后面。在农田劳动和做好人好事等方面,我也争当先进,每学期都成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同学们敬佩我,校长老师们喜欢我,我成为红小兵(即现在的少先队员)大队长和学生会会长(即现在的学生会主席)。

   在1978年10月我考入雷河公社重点中学(长岗中学)之前,有两件事是我少年时代最值得骄傲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到宜城鄂西化工厂捡铁的事。1977和1978两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离家28里远的鄂西化工厂捡破烂,背回到离家4里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卖钱。往返路程超过50里,重量一般为30多斤,最多一次超过40斤。早上天不亮出发,到晚上天黑才回家吃饭。在饥饿的煎熬下,我吃过垃圾堆上工人家属丢弃的小半截馒头(那时工人阶级地位高,生活好);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脱下棉裤在堰塘里挖藕吃;也曾偷挖别人菜园里的红薯吃。往返途中要经过鄂西山脚下的蛮河,为了节约2分钱的过河费,涉水过河。冬天河面结冰,脱下棉裤,踏冰过河,冰水刺骨,如同刀割。背负太重,每走几百米就放下歇息一会再背。由于流汗太多,需要补充水分,堰塘、河渠甚至稻田里的水都捧起来喝。回到家中对着镜子一看,满脸灰白,那是由于出汗太多、汗中的盐分结晶成小颗粒的缘故,手一摸,即可看到手上一层白色盐粒,洗脸后手巾和洗脸水都是咸的,可见出汗之多。在我12岁到13岁这两年中,我一直坚持每个星期天到鄂西化工厂捡破烂,家里的油盐杂用都靠我捡破烂维持。直到现在我还怀念我那时艰苦卓绝的奋斗生活,那真是水远山高,童心豪迈,意气风发,化苦为乐。

   第二件事是为了考上长岗中学(即现在的雷河中学)重点班,我三天三夜没上床睡觉。1978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放学前,我的班主任化学教师方老师突然对我们说,三天后到辛常中学集中考试,雷河公社长岗中学要把全公社最优秀的初二学生集中起来重点培养,以便能在升高中的考试中输送较多的优秀人才到宜城县一中。方老师说:“我们屋里练兵,不一定非要考到重点班去,就在我们学校训练,也一样能考到‘五七’中学(即现在的宜城市一中)。”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必把考长岗重点班当回事,不必认真复习。他想让我们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留下来,由他组织复习,直接考上县一中。后来才知道别的学校一个月以前即已通知学生复习备考,他有意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没有听他的话,放学后一口气跑回家,没吃饭就在饭桌上开始复习背记,一分钟也没耽搁。接连三天三夜我没离开我们家的那个破烂的小方桌,也没有上床睡觉,太累了就趴在饭桌上打个盹。期间有一道几何题我弄不懂,跑到本队曾照荣老师家请教,他家人说他出去了,我追了六七里路才追上他,他是七里小学最好的数学老师,但是他教小学,对初中的几何题不怎么懂,我白跑了一趟,又赶紧跑回家复习背记。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我们学生主要是劳动,课上的很少,教师既缺乏,水平又低,学校没有物理老师,我们的物理课基本没有上,全班同学根本没弄懂物理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然而这次重点班考试要考物理课,怎么办呢?我就采取了死记硬背的方法,把物理课本从头到尾强记下来,考试中的填空题和回答题我都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原原本本搬上去,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幸运的是,其中一道分数最高的题是热能转化定律的论证,是书上原本原样的例题,我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没错误地写到了试卷上。这真是一次上天赐予的幸运,不过,这里我要告诉青年朋友们的是:幸运总是青睐和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勤奋的人。与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他们为什么没把握住这次幸运呢?考试结果公布以后,整个七里学校初二年级(那时初中只读两年,不像现在读三年)只有我一人考上重点班。家里太穷上不起,我母亲不想让我上,我找到我们队队长余天才,他非常支持我,生产队里给我贷款10元钱,我把5元钱留给了家里用,另外5元钱作为我的上学费用。我就是靠这5元贷款钱,走出乡关,踏上了求学之路的。

   1978年10月6日我拿着贷款的5元钱,背着10斤米和被子到宜城县雷河长岗中学报到。学校条件很差,睡的是树枝稻草,吃的是2分钱的南瓜或咸菜。有的同学受不了苦回家去了。别的同学一天吃1.21.5斤粮食,我每天只能吃0.91.0斤粮食,因为我们家穷,没有米吃,我们每个学生吃的米都是从家里带到学校的。我每天都感到肚子饿,但咬紧牙关拼命学习,决心获得第一名的学习成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半月后,学校为了弄清这个新招的重点班(只有这一个班)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统考。考试结果,我五门功课(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平均87分,全班只有两个人及格,第二名是班长(一个老师的女儿,读过初二的复读生),平均只有62分。这一优异成绩震惊了全校老师,校长异常兴奋地宣布:“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天才。”他把我这个衣着破烂、连饭都吃不饱的学生一下子就直接任命为学习委员。在不到10个月的强化训练中,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全班学习最刻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1979年6月中考,全班只考了两个学生(另一个300分,刚刚达到分数线)到宜城一中,我以369分的高分,以化学95分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长岗中学学习的10个月中,整个冬天和春天,我只有入学时的那一套衣服穿,春天长满了虱子,上课的时候虱子掉到了课桌上。我一边学习,一边同饥饿、疲劳、虱子作斗争,真正地把自己的潜力给予了最大的挖掘和发挥,创造了我求学生涯的第一个辉煌。

   长岗中学是我求学生涯中的第一所学校,我永远感谢培养和关爱我的老师们,特别是数学老师周荣勋(现为宜城一中退休教师),语文老师刘春香,英语老师简大香。

   1979年9月1日,我到宜城一中报到,开始了我的高中学习生活。在整个宜城一中文科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排列第一位。这时我们家从宜城雷河搬到宜城郑集皇城大队十小队,用我们家的房屋抵消了我们家的债务,这是当地干部群众施恩于我们家,把我们家从负债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变通做法。我们家摆脱了债务,我也能吃饱饭了。但到了高中二年级时,由于长期紧张和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已虚弱不堪,胃痛,鼻出血,浑身无力,失眠耳鸣。我不得不在忍受这些痛苦的同时,顽强拼搏。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把英语课本伸到食堂卖饭的窗口里借光背诵英语。冬天天冷,一位老厨师见我如此刻苦,经常偷偷地给我拿热馒头吃,以便暖和身子。古人“凿壁借光”,我不凿壁即可借光,还能偶尔吃上热馒头,我觉得自己比古人幸运多了。整个高中期间,我没有丝毫松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都还在学习。
   1981年7月第一次参加高考前夕,我的身体已基本上垮了下来。英语考试我迟到了28分钟,差2分钟我就不能再进考场。考试时我的大脑已成空白,完全依靠平时的良好功底吃力地做着卷子,考完以后不记得卷子上是什么题目了。回家以后,四肢无力,已经下不了床。尽管如此,我仍以高出大专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中榜。不幸的是,在宜城县对中榜生进行体检时发现我肝脏严重肿大,脸色蜡黄,后确诊为急性肝炎,由此名落孙山。别的中榜同学上大学时,我却住进了宜城县医院。同年10月我到宜城一中复读。复读的一年中,我始终在同病痛做斗争,肝区疼痛,四肢无力,失眠耳鸣,第二次高考前我的身体比第一次高考前更糟。所幸的是,我没有再出现迟到的情况,并且有过考试经验,坚信自己能够考上,考试时能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考试完毕以后,我已走不动路了。我哥哥和邻居伙伴李光富用板车把我拖回了家。高考成绩下来后,我以总分420分的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一名(这一年整个宜城县高考非常不理想,宜城二中没有一个中榜的大专生)。后被湖北大学历史系录取。我终于践履了自己不考第一誓不休的诺言。

   宜城一中是我求学生涯的第二个学校,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飞跃,使我由一个放牛娃一跃而成为在当时被称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宜城一中的操场上,鲤鱼桥水库旁,都留下我许多朗读声和漫步沉吟的身影。我永远怀念和感激培养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第一个班主任刘新民老师(语文老师)和第二个班主任王世民老师(地理老师)。

三、享受孤独:

从中华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

  我想方设法获得了宜城县卫生院体检医生和湖北大学(当时叫“武汉师范学院”)体检医生的同情,他们给我网开一面,让我蒙混过了两道体检关。按规定三个月内发现身体不合格会被退学,所以,入学三个月之内尽管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肝区疼痛难忍,但我不上医院,不暴露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炎病。三个月后,我即到医院检查,肝炎已经非常严重了,学校立即把我送到湖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但效果不佳。1983年初我休学回到宜城县卫生院住院治疗近半年,效果依然不佳。1984年复学体检仍不合格,是我说服医生同情我的家庭和遭遇之后,医生放我一马才过关的。复学以后,我又第二次住进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我在医院治疗时,都采取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由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采用最先进的方法、最好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我自己也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但是,治疗效果都非常不好,最多只是暂时缓解一下,不久就复发,并且非常严重。医生们很担心会恶化为重症肝炎,都非常细心治疗,多次组织专家会诊。第四次住院治疗以后,我决心再也不住进医院治疗了,因为我知道医院已经治不好我的病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手掌出现许多小红点即“肝掌”,颈胸出现“蜘蛛痣”,超声波显示出密集微波,鼻出血频繁,肝区疼痛加剧,种种迹象表明,我的慢性肝炎病已向早期肝硬化转变。

   自从1981年8月体检以来,我一直被病魔纠缠着。被湖北大学历史系录取以后,我还担任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咬着牙忍受病痛,认真学习和参加班上各种活动。我没有一天从内心里感到快乐。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我非常担心我会像我二姐那样被病魔夺去年轻的生命。为了减轻痛苦,我进校不久就研究起佛教和道教,从道教中我了解到中华民族有一种古老的治病方法气功。早在1980年,我在一本杂志上就看到过介绍气功治病的文章,但那时没在意,当我从道教书籍中得知气功可以治疗疑难病症以后,就在图书馆和书店搜寻有关气功的书籍,认真阅读,认真研究。

   1982年10月,我在湖北大学图书馆看到北京画院画家郭林老师的《新气功疗法》一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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