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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三十年逆流而行背后的故事


  王石: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从永不行贿到赞成宏观调控;从放弃个人股份到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

  王石

  口述人简历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9年2月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现任万科公司董事会主席。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没想到的是,太太还是卷入一场风波,有一点我一直没有说,太太在那之前在美国出了车祸,几近瘫痪,一直住院治疗,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去炒股。她以前有个账号,一直在做委托理财,有七八十万一直放在证券经理那里,后来新换了一个操作员,可能是业务不熟悉才购进成万科的股票……

  “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是王石经历一次大悲大喜后的感觉。

  王石是30年风云激荡中屹立不倒的英雄,然而他挖掘“第一桶金”的时候却差点破产,他以倒卖玉米起家,香港一种鸡饲料发现致癌物质的报道让他倒赔70万元,然而他却逆流而行买下更多玉米,后来一个更正报道又让我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

  在万科建筑研究中心的办公室,王石向记者讲述他个人以及万科这几十年的历史,这种“逆流而行”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从永不行贿到赞成宏观调控;从放弃个人股份到提出“高于25%利润不做”……王石通过一个个的故事向记者解释,“反常”的背后其实是基于更高更远的判断,而万科也并非他人生的全部,他的讲述让我们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而这一切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和人的解放有关。

  大悲大喜掘得“第一桶金”

  我最早的生意是倒卖玉米,香港一种鸡饲料发现致癌物质的报道让我倒赔70万元,后来一个更正报道又让我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

  改革开放30年中,建立特区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命运的选择。

  1977年,我从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2元。1983年5月7日,抱着想做点事的想法,我乘广深列车抵达深圳,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谋求发展,但做什么并不清楚。

  当时中央给深圳特区一些特殊政策,特区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机遇比较多。经调查市场后我了解到,只要能解决运输工具,组织来的玉米不愁没人要,我找到广州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就这样开始了玉米的生意,做三四个月,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只得以30吨玉米 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为什么还敢豪赌?当时我已经濒临破产,不赌不行啊?我也想好了,大不了失败了移民国外做个二等公民。我不相信香港人今后永远不吃鸡,但什么时候开始吃,这是个问题。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还差两天,7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这时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这消息如同及时雨!两家大饲料厂全向我订货,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当时,我来到赤湾港,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辆向正大康地、远东驶去,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那种激动的时刻20年以后再也没有过。

  永不行贿源于一次未遂行贿

  带着两条未能送出的三五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万科在企业经营中,一开始就奠定一条底线:绝不行贿,最初的动因来自倒卖玉米那段时期的一段经历。

  我的玉米畅销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我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手下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若说“是”,突兀了点;若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哪,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这或许在短期内会遇到问题和麻烦。但从长期来看,市场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时,我们就处于一个很主动的地位。如果说要回顾万科20年的发展,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守住了职业化的底线,无论碰上什么利益诱惑,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

  进军房地产被指“瞎胡闹”

  2000万天价拍得威登别墅地块,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万科现在是一家专业住宅开发商,万科进入房地产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特别讲究,那时候什么赚钱做什么,因而进入房地产行业也不意外。

  1988年的深圳,随着国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时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这年11月,万科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两千万的高价拍得地块,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我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当时的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我,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我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牛犊。

  万科绝不行贿的底线,也让万科最初拿地非常困难,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税公司的半边工程,地基打下来,没有钱做了,万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价投标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区较多,价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种。

  地价很贵,怎么办?只有非常认真研究市场。高地价带来高建设成本,万科地产只有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即建高档房、高售价,才能有利润回报,使新拓展的房地产业继续下去,并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的支撑下开展其他业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以建造高档次、高品位的物业,向社会奉献高尚的居住空间为己任,在高起点上树立万科地产的企业形象。

  万科上海城市花园项目就是一例:1992年8月,万科上海公司拿到一块飞机航线下的地,主要考虑到没有拆迁的麻烦,能最快将房子推向市场,抢占市场先机,结果推向市场后,反应异常火爆,排队的客户两次挤碎了售楼处的玻璃门,交款形成人潮。

  促使这么多人忽略飞机影响选择万科城市花园是什么原因呢?一般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公司品牌和良好的物业管理。1992年底第一批交付使用,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小区还很好,继续还在旁边扩建,500亩现在快扩到800亩,飞机航线还是很频繁,但已经被接受。

  高端路线也让万科发展迅速,在许多发展商艰难度日的宏观调控期间,万科地产的规模以平均70%的年均速度递增,到1998年,万科突然发现自己排在了沪深两市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名。

  朱总理请我当房地产顾问

  “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我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经历邓小平南巡后的狂热,国家宏观调控泡沫破裂后,真正迎来发展高潮是1998年。

  1997年11月的一个下午3点,我和深圳五家企业老总到深圳麒麟山庄,朱镕基总理要听取企业汇报。在这次汇报中,我详细对总理说了我对房地产的看法:“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2-3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四……” <433-->www.16314.com

  朱总理沉吟。

  我继续发挥:“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发展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 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总理:“绝无仅有!”

  这句话使我荡气回肠。

  “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片刻沉默,总理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感觉到总理如此认真,我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总理斩钉截铁。

  “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全场笑声。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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