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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名就的范岁久创业时的艰苦路


  
 
  范岁久先生本姓袁,名椿年,祖籍浙江慈溪祝家渡(今属余姚市)。他的伯高祖即为清代著名诗人袁牧,袁家随之定居南京小仓山之“随园”。太平天国时期,范岁久的祖父袁晋培为避战乱,回归故里,并娶慈溪范市镇清白堂范氏小姐为妻。因这位小姐娘家无后,她将次子袁钟瑞过继给清白堂范氏,改名为范袁萃,意即范、袁两家之精萃。范袁萃于1912年生下长子袁椿年,于是他自己恢复本名,而将长子过继给范家,因为“椿年”有长寿之意,乃改其名为“范岁久”。
  不远万里
  袁钟瑞早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也就以律师为职业,但他信仰的是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先后集资创办过武林铁工厂、萃盛蚕种场、永华汽车公司等实业,可惜均无起色。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1933年,范岁久遵奉父命,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直接去日本上大学。但自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岁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只读了一年就不愿继续学业了。父亲倒也通情达理,又为儿子谋得了赴丹麦留学的机会。1935年3月,范岁久只身一人,乘火车横穿亚欧大陆,前往遥远的北欧。临行前,他专程去慈溪和南京,向范、袁两家的先祖墓地祭拜告辞。
  丹麦是个美丽、富饶、文明的古国,也是北欧最小的国家,由日德兰半岛的大部分和406个岛屿组成,总面积4.31万平方公里,但其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位于波罗的海到北海和大西洋的出口处,是中南欧与北欧之间的桥梁,又是欧洲与大西洋对岸往来的交通枢纽,人称“十字路口”。然而,在这“十字路口”停留下来的华人却很少,范岁久抵达时,仅只20多名华侨华人,而且大都是文化素质很低的劳工。他首先进人丹麦国际人民学院补习丹麦语和英语,然后准备报考丹麦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今已改称皇家兽医农业大学)。因为丹麦很早就是一个农畜业高产国家,给欧洲和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食品,号称“欧洲的食品库”。所以丹麦的兽医与农业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
  当时的丹麦政府有规定,凡是学农的学生,必须先干两年农活。这对举目无亲、人生地疏的范岁久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但他想到,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却食不果腹,总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记得小时候在湖州遭遇水灾,母亲把他放在一只大木盆里随波漂流,惊恐中亲眼目睹了农村颗粒无收的悲惨情景。童年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因此,他决心学习丹麦的农业技术,将来回去报效祖国。他独自找到一家农户,无偿地为主人干活,“洋插队”期间,从播种到收获,各种农活无所不干,一学就会。最后他如愿以偿,考入丹麦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 
  1940年,范岁久大学毕业了。他本拟回国,可是二次大战已在一年前爆发,交通断绝,关山阻隔,欲去无从,只得留在丹麦,并与本地的一位姑娘结婚成家,当然,他决不会为德国法西斯效劳,便通过半工半读继续深造,攻读农业各科系,从事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加工的研究。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他也于是年获得了硕土学位,并开始在兽医农业大学执教,讲授遗传学。
  无意插柳
  1949年,范岁久辞去教职,转而接受梅迪奇纳克(Me4dicinalco)药厂之聘,担任微生物科主任。本来,他的生活也许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直到告老退休。谁知6年之后,这家药厂的产权易主,原来的工作人员不受重视,他决定辞职,开始试制中国美食“春卷”出售。
  丹麦的农牧产品非常丰富,是世界猪肉第一出口国,而奶酪和黄油的出口量也分居世界第三和第四位。范岁久初抵丹麦时,就产生了“把中国最美味的食品和丹麦最优秀的原料结合起来”的想法。最早的尝试,是1954年在自家的地下室酿造中国酱油,而春卷的生产,却缘于一个很偶然的机遇。
  50年代,已有华人将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加以改良,引入丹麦,开设中餐馆。而丹麦人几乎无一不是美食家,食量也特大,一昼夜24小时里要吃6餐,全欧洲几乎没有比丹麦人更讲究烹任的了。所以中国餐馆很快就赢得了丹麦人的青睐,当时在哥本哈根有两家中餐馆,生意兴隆到要排队始得一顾的程度。1960年夏季的某一天,范岁久和几个丹麦友人在中餐馆聚会,当吃到中式春卷时,大家赞不绝口。其中有位名叫尼尔森(Nielsen)的丹麦人,是当地名胜趣伏里花园的前任董事,在那里有两个摊位,专卖香肠和棉花糖,他很希望在自己的摊位上也能销售中国春卷,问范岁久会不会制做,供他销售。范岁久虽然不曾批量生产过,但做春卷的基本原理是知道的。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概然答应,就在家中的地下室里试制开了。
  中国的春卷馅,通常都是芥菜、白菜、韭菜加猪肉丝,但范岁久知道,这样的馅心并不适合丹麦人的口味,所以他首先对馅心的调料进行调整,并做出不同品种,先让家人品尝,获得好评后再推向市场。他的女儿范丽丝(Lissen Van)曾说:“我对父亲开始作春卷的最初记忆,是许多次的试验餐,春卷的馅心有用蘑菇的,有用笋丝的,也有用鸡肉丝的,再加上各种调料如咖哩粉,总是品种不同,味道可口。尽管辣味的不适合我们的口味,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只觉得变换口味很有趣,却不曾想过父亲为什么要烹调,而他以前是很少做这事的。我们也很难想像他在地下室忙忙碌碌的能有多大出息,更没人会去设想他的春卷将来有怎样的发展。”孩子们只记得,一天夜晚,父亲独自一人在厨房里试用手工碎肉机,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吓得大家急忙奔下楼去,只见父亲的一个手指尖被切去了,血流不止,大家张罗着要送医院,可父亲却不想去,而执意要把试验做下去。
  最初的春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制作出来的,当天送给尼尔森,让他在摊位上试销。趣伏里公园是哥本哈根的“大世界”,游客如织,春卷非常抢手,晚间常常供不应求。范岁久老接到尼尔森的电话,催他赶快再送货过去,说是总不能在花园关门之前无货供应,于是春卷的销量从每天100只增长到200只、300只、500只……显然,春卷虽小,前景却十分广阔。于是他决定把这项无意中促成的事业进行下去。
  创业之初
  在哥本哈根北部的开发区,范岁久找到了十几间曾用做果汁生产的地下室。这个地方被命名为“范氏工厂”(Vans Produkter),而工厂的生产工具是:六个燃气灶和平煎锅,一个油碗,一个用来在平锅上涂抹油的鼓槌。
  1961年5月1日,“范氏工厂”推出第一批春卷,在趣伏里花园销售一空。丹麦的旅游季节是每年的5—9月,这期间昼长夜短,气候温和舒适,趣伏里花园的营业时间,也就是这4个多月。到了深秋严冬,范岁久只能把春卷供应给酒吧和小餐馆,谁知到1962年,连趣伏里花园的销量也一落千丈,尼尔森不但再也不打催货电话,平时也要得很少。原来是尼尔森和他的女儿们,在销售过程中发现了范岁久制做春卷的秘密,竟不顾商业道德,开始自产自销,只在周末生意太好时才向范岁久订货。
  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可范岁久反而困惑起来,不知道何去何从。但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年,正当范岁久生意清淡,有些心灰意冷之时,中国同胞张作和先生来了,提出合伙生产春卷的建议。他是范岁久的老朋友,早在1956年,相识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不久,他和另外几个中国人在哥本哈根开了一家中餐馆“竹”,范岁久也参与了一份,相处甚为融洽。所以这次一拍即合,范岁久主管生产,由张负责销售。此后两人合作得非常协调,因而产量回升、销售日增,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85年,范岁久郑重指出:“在庆祝大龙25周年纪念日,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张先生的贡献,尤其在1963—1973年间,没有他的参与,大龙就不会有今天,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随着事业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场所又不敷应用了,1964年,“范氏工厂”搬到韦斯特伯(Vesterbro),同时,名称也改为“大龙食品公司”。众所周知,龙是中国的象征,范岁久把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大龙”(Daloon),毫无疑问,是饱含着这位“龙的传人”对于祖国的无限眷恋和衷心赞颂。
  范岁久是凭借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创业的。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首先是春卷保鲜问题:做好的春卷难以久藏,只有两三天保存寿命,对于销售非常不利。范岁久说:“当时我们对速冻食品的生产一无所知,因此在白天分2—3班只售新鲜食品。”后来得到EmLorg集团子公司的订货,要求供应速冻春卷。于是,范岁久集中精力其思苦索,研究春卷的冷冻技术,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将冷却装置改装建成排气冷冻机,试制成功速冻春卷,其保鲜期得以延长,从而大大促进了销售量。
  另一个极难解决的瓶颈问题,是如何把手工包春卷改为机器操作,以适应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他投入了100多万丹麦克朗来解决这个严重制约春卷产量的技术难题,再加上自己不懈的探索和试验,终于设计出一种“鼓风式春卷机”。这种机器通过间歇鼓风的方法,把春卷皮两头掀起,在传送带上通过滚动方式把春卷包起来。机器构思独特,自动化程度很高,后来在13个国家申请了专利,解决了手工操作的低速度,使产量突飞猛进。1969年,大龙日产4万条春卷,年产量达到900万条。
  大龙腾飞
  大龙食品公司在韦斯特伯建立时,大家都觉得厂房过于空旷了,没想到数年之后,又嫌厂房太小了,没有发展的空间,于是,范岁久决定在尼堡(Nyborg)买地建厂。尼堡位于哥本哈根西南方向130公里处,靠近德国。这里有大龙重要的供货客户,也有大龙需要的面粉厂,因此,范岁久不借远离丹麦首都,在这里建造新厂。首期购地2.4英亩,接着又购地两次,总面积达到7.4英亩。十年中相继建成新的厂房、卷心菜储存库、大型停车场、两个被称作“IA山n”的干货储存库,以及豆芽车间。生产设备也日臻完善,装备了8条生产线,采用鼓风式、自动化滚动新技术,又增添了快速冷冻设备、自动包装机、翻转式配料桶等现代化设备,使春卷的日产量从1970年的5万条,增加到1980年的25万条。然后,大龙便转而投资丹麦的鲁特克宾(Rudkbing),于1983年建成大龙第一分厂,其生产规模与尼堡总厂不相上下。翌年,大龙第二分厂也在英国的纽瓦克(Nework)正式投入运行。
  1985年,是范岁久从中国来到丹麦的50周年,也是他制作春卷、创办“大龙”的25周年,为了庆祝这双重大喜,大龙公司在半个小时内特制了一条长达25米的春卷,而皮的厚薄竞与普通春卷一样。然后,这条长龙般的春卷被敲锣打鼓地抬到尼堡市政府门前,款待四方来宾,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被列为吉尼斯纪录(见吉尼斯大全1986年版)。范岁久也因此而获得了“春卷大王”的美称。
  进入90年代,大龙在合并后的德国的市场愈益扩大了,而西欧市场也还有很大潜力,工厂日夜开工,仍难以满足高涨的销量,供不应求,于是又有一座2500平方米的新厂房拔地而起、投人生产。目前,大龙食品公司下属的三家工厂,共拥有26条生产线,日产春卷100万条,年产量达1.6万吨。产品不仅畅销于丹麦市场,还在世界各地走红,包括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法国、希腊、意大利、冰岛、挪威、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日本、新加坡以及中东诸国。为了供应方便,大龙又在美国旧金山和德国设立大龙产品分销处,派有专人负责供销。
  中国方面有人曾经表示,希望大龙能前来设立分厂,可是大龙出于生产上各种要求的严格性的考虑,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实际上,大龙春卷虽然发源于中国,但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作法与吃法均已西化。中国的春卷皮是用面粉做的,薄得透明;大龙的春卷皮则用面粉和鸡蛋混和制作,比国内的要厚些。中国春卷的馅心不外乎猪肉丝加各种蔬菜,而大龙春卷的馅心则是五花八门,既有卷心菜、豆芽菜、猪肉丝、鸡肉丝、牛肉丝、火腿丝、笋丝等咸味的,又有苹果酱或其他果酱等甜味的,甚至还有冰淇淋做的馅心,再加不同调料,品种多达300种左右,不像中国春卷那么口味单一。大龙春卷个大馅多,携带方便,既可烘烤,也可油煎,最适宜做快餐。人们的评价是:中国特色,西方口味,香脆可口,营养卫生。
  当然,范岁久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除了春卷,他还继续生产历史比春卷还悠久的中国酱油,还制作各种小包装食品,如甜酸子鸡、莱包肉、酸辣汤、肉糜油面筋等。不过,无论产量还是影响,均不如春卷,所以人们只知道他是“春卷大王”。
  范岁久从家中地下室的手工作坊起家,最初投资仅一万多丹麦克朗,经过40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如今,“大龙”已腾飞于世界,成为一家固定资产达3亿多克朗的现代化跨国公司,产品70%外销,为丹麦创汇做贡献。1986年5月,丹麦女王的丈夫亨利克亲王亲自颁奖,授予范岁久“菲德烈国王九世出口奖”。
  经营之道
  先哲有言:“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自古信奉,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地方菜,单个的美味佳看亦已多如繁星,其中的春卷,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正是凭借这小小的春卷,范岁久大做文章,在遥远的北欧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其成功的奥秘究竟何在呢?范岁久曾经明确表示:“我是个科学家,不懂生意经,我是用科学的眼光和方法来从事生产事业的,因为我不投机、不取巧,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显然,这样的,经营哲学,是与宁波商帮所格守的“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的。
  甬商深信,顾客的心是称砣,自会掂量,所以产品必须质优量足、老少无欺。而范岁久也视质量为生命,取信誉于用户,绝对没有伪劣产品。大龙公司选用原料十分讲究,对卫生工作特别重视,不仅车间仓库整齐干净,还从卫生局聘请一位专业人员负责监督全厂各个环节的卫生工作。同时又聘请专业清洁队伍,在每天车间工作结束后,清洗所有机器设备和容器工具。此外,厂内还有一个中心实验室,配备多名专业人员和多台精密仪器,负责产品质量的总测试,其标准比丹麦卫生部规定的还要严格,完全经得起任何检验。80年代,美国国会曾派专
  家组对大龙春卷进行化验分析和质量鉴定,最后决定每月订购10万条大龙春卷,供给驻守在西德的5万名美军作为快餐食品。美国《国际速冻食品杂志》授予“最佳速冻食品奖”。丹麦政府则早就向大龙春卷颁发了“卫生食品奖”和“营养奖”。
  除了严格的质量控制,范岁久又说:“我们竞争的保证是:优秀的职工队伍,取得专利的设备和灵活的销售方式”。
  大龙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而又精干。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全厂具体事务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处理。总经理以下的三个分部经理以及其他人员,均由总经理聘任,整个组织层层负责、条理井然。公司建立以来,范岁久既是董事会的主持人,又担任总经理,有职有权,领导公司推进业务,直到1991年80高龄,才把幼子范汉明从英国分厂调回丹麦任总经理。但他仍是董事会的负责人,依然全力协助甚至决策厂务。
  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工人占2名,以使工人充分地发表意见,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范岁久的独特安排。他十分重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因为他认定一个厂的兴旺发达与职工的全力以赴是分不开的,优秀的职工队伍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保证。大龙公司的所有职工(从部门经理至一般工人),都是经过招聘的途径审慎选择的。范岁久特别注重应聘者的品质与才能,品质是指爱厂如家,才能是指特有专长,所以大龙的职工往往一专多能,而且责任心强,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并能相互支持,一心把生产搞好。范岁久自己则以身作则,用友谊、信赖、忠诚、进取的中国传统道德来待人接物。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搞特殊化,凡要求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职工遇到麻烦,他总是想方设法排忧解难。这种颇有儒家色彩的管理方式,使公司上下形成了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的精神,从而推进工厂日益发展,产品日益精良,销售也日益增长。
  大龙公司还拥有一支精明强干的销售队伍。他们在公司市场部经理的领导下,调查市场、负责推销,并且捕捉信息,及时反馈,使春卷能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口味爱好,包装上也能按不同对象分为4条装、10条装、20条装等,使用户根据本身需要,灵活选购。他们还不断地去各地奔走联系,建立许多固定的促销网,并使用包销、代销等方式来推销产品。而范岁久对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指示,却是不准随意涨价。尽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范岁久坚决主张诚信驾实、义孚天下。他曾反复强调:“首先是不能随意涨价,哪怕是市场上非常短缺,也不能为图眼前利益而提高一分一毫。用户是敏感的,他们的反感足以毁掉一个企业,不可不慎”。
  “大龙”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尼堡的总厂曾两次毁于大火,范岁久的老同学波尔·汉森曾感叹道:“范岁久的一生,创造了一个连安徒生也写不出来的童话!”
  情系故国
  范岁久的成功代表了华人创业的范例。他通过勤工俭学获得高学位,又经刻苦钻研,把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介绍到欧洲,因地制宜创造发明,以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融入丹麦主流社会赢得了世人的敬仰。1995年,杭州明珠电视台专程赴丹麦访范岁久,他的挚友桑德医生对记者说:“一个外国人,只身来到丹麦,经过奋斗,创造了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作为中国人,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这时,范岁久离开放国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但他始终不忘父母之邦,60年的春花秋月,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大龙”,以示自己是“龙的传人”;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为“本德”、“汉明”,以示眷恋祖国,永不忘本。故国山河,他也记忆犹新,少年时曾游杭州月下老人祠,而他至今尚能背诵祠中的一幅名联:“愿意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良缘”。他对就读过的沪江大学附中也印象深刻,黄浦江畔,校园广阔,教室整洁、设备齐全。尤其是同窗友情,令他永难忘却。1985年,他特地邀请同级同学赴丹麦欢聚,参观大龙公司,游览丹麦名胜,而且至今还在热心地支持校友会活动。
  他很感谢父亲,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父亲曾延请一位秀才来教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词,还督责他苦练毛笔字,把当天收到的来信,剪开信封,反过来让他练字,所有信封必须当天写完。因父亲是律师,交际广,来信很多,他就因此而多写,练成一手端庄的颜体书法。而扎实的国学根底,又使他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每遇对史事有所争辩,他可以立即从书架上拿出书来引证。他虽然身居丹麦,家中却摆满了中国的史书和人物传记,每得一部好书,常阅读到深夜,若是读到近代史上中国备受列强侵略、政府腐败割地赔款。
  1979年,范岁久应邀到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庆典,并赴各地参观游览。虽然经过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但祖国的大好河山、勃勃生机,仍使他抚今追昔,激动不已,在给同学的信中由衷地写道:“祖国今天已经独立了,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加以国富天藏,民多智慧,国必强盛。回忆我们幼年时代的中国,如何受人欺侮,而今天我们在国外,也可抬头走路了。”这位海外游子,从此经常回国探亲访旧,游览名胜。1989年,还让长子范本德夫妇回来“寻根”,拜谒祖坟、探望亲友,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
  范岁久身在海外,心系故土。他非常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注重人才培养,他在大龙公司盈余中每年提出一笔资金,设立“大龙基金”,资助在丹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对那些学有所长的青年学子,他总是百般关怀,谆谆教诲,要他们学成之后为祖国的建设服务。这样的留学生已经为数不少。近年来,他还直接捐资援助国内的高校。去年4月,他向浙江大学捐资150万丹麦克朗,建立“范岁久医学图像实验室”。这是浙大第一个用个人捐款建设的实验室,据《杭州日报》称:“医学图像研究以医学、信息、数学、仪器工程等学科为支持学科,是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也将是人类保健和公共医疗的一大支撑技术。”
  与此同时,他又为中丹两国的友好往来而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1980年,他邀请上海渔业考察组去丹麦访问考察,并介绍上海鱼品厂从丹麦引进150万美元的食品加工设备。1991年,西藏歌舞团赴丹麦演出,由他资助接待,并安排在“大龙”的发迹之地趣伏里花园表演。同一年,即将参加奥林匹克划船比赛的中国女运动员在丹麦受训,也是他出资接待的。还有赴丹麦考察的贵阳农业代表团,归国时发生困难,也是由他帮助解决的。总之,凡是来到丹麦而遇到困难的中国人,他都会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当然,中国人民也铭记着他的默默奉献,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瑞环、张万年等人访问丹麦时,都曾亲切地接见范岁久,高度评价他为中丹两国友好往来所作的努力。旅居丹麦的华侨华人,现在已达3000多人,他们对范岁久更是推崇备至,选举他任“丹麦华人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范岁久虽然功成名就,且有亿万家产,但他自奉甚俭,衣着朴实,家中不用保姆,一切个人生活上的事都不假手于人,甚至连花园割草、冲洗汽车,也莫不自己动手。他每天准时上班,处理日常重要事务,并到车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即使在夏季全厂按例休假一月期间,他也常常放弃休假,每天到厂值班,接听电话,办理琐事,勤奋得令人惊讶。为了节省时间,他还喜欢开快车,快得乘客心中直发毛,他却若无其事,仍然轻松幽默。但他并不是一个“工作狂”,工作之余很会享受生活。他喜欢养花、听音乐、看电视,尤其爱看电视中的足球比赛,几乎每场必看。据他的老同学周世南回忆,“有时因事无法观看,就安排自动录像,等回来再放映,直到深夜。他对音乐也很内行,只要碰到搞音乐工作的人,他就侃侃而谈,人们会感受到他对著名乐曲的理解是很深的。1991年是钢琴大师莫扎特诞生200周年,音乐名家云集欧洲演奏纪念,范岁久就在欣赏之余,一一录下。在他家中装满了音乐磁带和录像带。他除养花外,还喜欢种点蔬菜;花园里搭了一间暖房,里面种有市上买不到的东西,我就在他家吃到过火腿冬瓜汤,而这冬瓜在丹麦在范岁久先生去国60周年之际,他带领全家回到杭州扫墓祭祖,探亲访友。而作为慈溪清白堂范氏后裔,他也很想来宁波寻根,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去年9月,他通过侄女袁安情,希望笔者能到慈溪范市查找清白堂家谱以及祖坟故居,并且寄来一张地图复印件,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宁波”与“范市”。可惜年代久远、人事俱非,虽有市、县侨务部门大力支持也未能如愿,但他的故国之思、桑梓之情,必定与高天厚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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