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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民北京捡垃圾从衣食无着到百万富翁


  通过捡垃圾,一个四川农民在15年的时间里,从衣食无着,变成了百万富翁。而且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让垃圾回收变成了一个产业
  1983年,美国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第四个浪潮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垃圾革命。”
  “现在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了,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京城“垃圾大王”用一口正宗的“四川普通话”对记者感叹道。
  位于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槐房大队,有座很破旧的垃圾堆放场,名叫和义垃圾场。垃圾场共有两座垃圾山,北边的垃圾山坐在大兴区地界,南边的那座则归属南苑。由于垃圾堆积,这里长年臭水横流、蚊蝇成堆,塑料袋漫天飞舞。记者曾于2000年前往采访著名的“垃圾大王”杜茂献,后来,杜茂献“转战”至苏州、成都,在苏州市吴中区承包垃圾场,接下来又承包了成都长安垃圾处理场的垃圾处理业务。于是,“垃圾大王”的名号,自然地落到了一直坚守在北京的哥哥杜茂洲头上。
  外地人进京捡垃圾谋生大体始于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近10万人。其中,来自四川的约5万人,河南接近2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如果把北京捡垃圾的人统称为“丐帮”的话,那么,杜茂洲当之无愧称得上是“帮主”。
  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董事长。
  垃圾,让他从15年前月收入不到20块钱的农民,变成了今天拥有帕萨特及专职司机,个人资产早超过百万,统领着北京的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各区县,以及石家庄市垃圾“地盘”的传奇人物。
  在“节约型社会”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他曾于8月份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采访,这更给他身上罩上了一层光环。
  在1999年1月,当时被誉为京城“垃圾大王”的杜茂献,也因凤凰卫视杨澜、《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采访而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新闻人物。
  对于在北京各个角落捡垃圾的人而言,杜氏兄弟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符号。
  入道:垃圾改变命运 
  来北京捡垃圾之前,杜茂洲曾在四川巴中老家当过几年的小学代课教师,修理过无线电,养过猪,但都收入甚微。没有办法,他只能只身前往北京谋生。后来,他发现没有被人注意的都市垃圾,可以成为他的生财之道。
  收音机、录音机、九成新的衣服……
  “这么好的东西,在我们老家谁也舍不得扔掉,在这里就能捡着,所以我感到可惜。”
  当时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政府,都未重视到垃圾的可利用价值,而这些被城里人便宜处理或扔掉的垃圾,在杜茂洲的眼里都是宝。
  在北京朝阳区的焦庄垃圾场,他成为了一名拾荒者。在1990年,他最高一天能赚到30多元,这相当于他在老家一个月的工钱,当时,他甚至产生了“天上掉馅饼”的错觉,认为拾荒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从此,他开始成天游荡在北京各大垃圾场,月收入超过了千元,这相当于其老家收入的几十倍。
  经过一段时间,细心的杜茂洲总结出了一些拾荒的经验。譬如,在北京市区中心地方的高消费人群里,垃圾的含金量就比较高,大到国家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小到纽扣药片,甚至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一次都没有穿过的新衣服。他说,运气好一点的,连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都能捡到,甚至还有人捡到了一枚含金量很高的的第十一届亚运会金牌,这个具有淘金色彩的故事成为了京城拾荒界的佳话,它对那些梦想致富的人,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那时候每逢国家有大型的建设项目,杜茂洲便很兴奋,因为这能让他回收到一些诸如铁管、钢管、橡胶等“重要物资”,而且70%是从国外进口的,具有很高的利润。
  “北京跟我们山区农民的生活差别太大了!”捡垃圾的过程,给杜茂洲最直接感受和冲击的就是,大城市与小山村生活质量存在巨大悬殊。甚至,他当时穿的衣服全是捡的,用的东西也大都是捡来的。直到1994年,他才开始自己花钱买衣服穿。由于能吃苦,勤劳肯干,没过几年,他就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的杜茂洲,对哲学很感兴趣,还经常研究分析他所在的“丐帮”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教书没改变命运,搞无线电修理没改变我的命运,捡垃圾却改变了我命运。我没想到我会当老板,也没想到我出门坐小车。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
  现在,如果有人问他垃圾究竟给他带来什么时,他还是会把他“垃圾改变命运”的说法拿出来。

  发展:分工合作 
  尝到甜头的杜茂洲似乎并不满足于过上温饱的生活,他每次回四川老家时,都会带一大帮家乡的人到北京捡垃圾。而他本人的身份则由原来的拾荒者变成了承包者和销售商,因为他手上握有政府与垃圾回收处理的双重资源。
  2001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投入了很大的资金,昌平区政府甚至花了300多万元来召集全区村民、市民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看到这个情况,杜茂洲对昌平区政府说,“不要你们花一分钱,我们就能把你们的白色污染除掉。”于是,他带领自己手下的“拾荒族”,“乌压压撒出去”,很快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随着“拾荒族”、垃圾品种的日益繁多,对他们的分工和分类就成了问题。
  “属于金属的,不管铁、铁皮、废铁,这些东西都捡;像玻璃的,不管碎玻璃、瓶瓶罐罐,只要属于玻璃的都捡,因为这个送到玻璃厂再生,造出很理想的玻璃;像塑料的,塑料里面就有很多种了,有70多个品种,软塑料有聚乙烯的高压,聚乙烯的低压,还有聚碳、聚苯,很多。”
  杜茂洲给自己手下的“拾荒族”分工很细,他把他们分成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
  杜茂洲先是把这些垃圾统一堆放,然后进行细分,垃圾经专人集中分类之后,再分开堆放,等凑足一车之后拉走。譬如,金属运往河北唐山或霸县的炼钢厂;玻璃直接运往邯郸玻璃厂,全部造成门窗玻璃;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细分塑料的大市场,垃圾在那里要进行一次分类,等分类结束又全部粉碎成泥,最后分别运往广州、苏州、浙江,然后又在这些地方加工成品。而纸类则运往河北保定的造纸厂。
  从垃圾的捡拾、回收、分类,形成了一条复杂的产业链,而杜茂洲则处在中间环节,“承上启下”,得利不菲。
  不过,随着政府对再生利用,循环经济的重视,再加上现代节约观念的普及与越来越多的同行竞争。现在杜茂洲所带领的“垃圾大军”已无法那么轻易捡到金、银、铜、铁了。他说,现在一吨垃圾“也就是赚20多块钱”。
  转型:进军垃圾产业 
  杜茂洲之所以发出“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感慨,也是出于看着垃圾堆里能捡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的缘故。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最大价值,成为杜茂洲发愁的根源。他认为,垃圾中的可利用资源分得越细,回收的厂家给的钱就越多,这就说明像玻璃、金属、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的价值可以进一步开发,在这时,他萌发了办塑料加工厂的想法。
  “垃圾有时候销不出去就积压起来,数量一大,就堆得像大山,所以只能自己办厂,不求别人了。”
  为了办一个加工厂,他冒了很大风险,起码要花几十万,如果失败了,那么这几十万元便打了水漂。
  其实,记者曾在采访他弟弟杜茂献时,就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不过当时加工厂还在酝酿的阶段。现在,这个塑料加工厂已经是“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办工厂需要技术,由于他教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为了学到技术,他全国到处跑,听说哪儿有先进经验,他便前去拜访,起码有好几十家。同时,为了让自己加工的产品打开销路,他带着公司里几个主要管理层,拿着产品,四处发名片。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与自己的推销,他以垃圾作为回收资源的产品逐渐打开了销路。他的人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他也试图把一群散落于北京各个角落的“拾荒族”纳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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