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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城市依赖症”, 期待政策..


  宁在城里苦熬 不去乡下领薪
  “城市依赖”问题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就业取向和人才供求矛盾,更是社会转型期各项改革有待深化的中国现实。
  “月薪三千,包吃包住”。按说,浙江宏涛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工作待遇够优厚的了,但这个企业就是招不到大学生,因为企业地处乡下。
  这则新闻一经面市,立即引发了社会对当前大学生的口诛笔伐,称他们“宁近城一寸,不下乡一丈”,“宁在城里苦熬,不去乡下领薪”,并谓之为“城市依赖症”。
  事实上,就业的城市取向并非当今大学生的专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同样“青睐”城市。问题在于,目前城市就业矛盾日渐尖锐,人口、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市场的“挤出效应”会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择业的方向,但是目前大学生们的“城市情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代替走出城市求发展思路的是“零工资就业”、与民工竞争机会、被动考研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而在另一端的基层,却是对人才的求贤若渴。目前基层人才匮乏已成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瓶颈”。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大学生的这种城市择业观?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这种愈演愈烈的“城市情结”背后又反映着着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深层矛盾?
  自主择业是历史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沈杰博士认为,从我国单位制时代社会成员没有任何择业可能性,更不用说择业的自主性,到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具有更大程度的择业自主性,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应该说,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具体持有怎样的择业观,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是每个人的权利。在权利所属范畴内,选择是否在城市就业是每一个大学生的自由。 一些调查表明,对于当今大学生来说,实现个人潜能和个人价值是其择业和从业的最主要标准。
  沈杰博士还表示,大城市为人们提供的发展机会数量更大,类型更多,因此能够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从而形成更大的能够使青年更充分地表达自己需要和展示自己个性的空间。
  “从本源属性来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学生选择条件较好的城市就业也符合这一规律,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表示。
  对这一点,沈杰博士也表示赞同。他认为,大城市具有较优越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和设施,这些对于当今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意识越来越强的青年一代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也是颇具吸引力的。
  城乡差距扩大凸现城市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彭剑峰教授认为,当前悬殊过大的城乡差距是造成大学生城市就业取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据调查了解,在我国东部一些省市,例如江苏,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适中城市的普通公务员的月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同一职位在乡一级工作的则只有1500元左右。城乡企业收益差异状况也大致如此,在西部地区尤其显著。
  悬殊的收益差异令任何单纯的道义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务实的择业心态让大学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
  此外,城乡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而言,城市就业的各类保险比较健全,医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
  除收益、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之外,沈杰博士认为,城市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也是吸引大学生就业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不仅有助于青年形成基本的生活安全感,而且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
  必须承认,在时下的中国,越不发达的地方越讲权力、关系和人情。正如一位著名评论人士所言,这极易形成一种内耗极大的“权力生存”和“圈子化生存”状态,排除异己,妒贤嫉能。近几年一些小城镇“集体腐败”的事件屡屡曝光,正是中国社会“中层生态”发展到极致的表现。
  一个朋友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朋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原籍一个县级林业部门工作。初次踏上工作岗位的他,怀着一腔热忱,踌躇满志地想在基层干出一番事业。而他的部门领导原本就是靠着裙带关系谋得的职位,在任上更是长袖善舞,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经常仗义执言的这位朋友视为异端,“大整特整”。无奈之下,这位朋友选择了考研回京,发誓再不回去了。
  相比而言,城市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进程较快,较透明的制度环境为公平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也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优势所在。
  一对矛盾:高等教育与市场
  在采访过程中,众多专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都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并一致认为,加大改革力度是改变目前这种“人才翘板”效应的重要途径之一。
  彭剑峰教授认为,目前高校在教育方法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以目前学生所学的知识结构,很难适应创业型企业的需求,而中国乡镇的大多数企业都属于创业型企业,更注重员工的创业能力和精神。
  高校的专业设置也一直为社会所诟病。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名学生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就业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大学依据什么来进行专业设置,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目前一些高校培养人才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设置的专业学科陈旧,社会需求不大,就业率低下,甚至为零。相反,一些民办高校的专业设置紧跟市场,以市场为“风向标”,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密切结合,取得了较高的就业率。在这两种不同的专业设置思路之间,高等教育应当作出适当的权衡。
  此外,一位教育界资深专家认为,当前高校区域布局有欠均衡,高校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位于小城镇的数量有限,这也是造成基层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因此,多举办一些地方性大学应该可以缓解目前这种人才失衡问题。
  “漂一代”、“啃老族”
  不能承受之重
  24岁的杜文彬来自山东菏泽农村,2005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信息管理专业,虽然已经毕业一年多了,但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至今仍“漂”在北京。他告诉记者,自己所学的专业在北京早已供大于求,工作很不好找,但他又不愿改行做其他,所以仍在寻觅中,平时靠给一些单位或个人做些小程序维持生计。其实,小杜很想回老家发展,像他这样的条件,在老家找一个不错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他的这种想法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他们希望小杜最好能留在北京。小杜家里三个孩子,只有他上了大学,是祖辈几代中唯一考出去的,父辈希望他能在大地方成家立业,为家族和家庭争光。
  父辈的厚望无形中成为一部分“漂”族的不可承受之重,承担着家族的使命,为了未知的前途和事业,他们只好权且将生命之舟“搁浅”在城市。
  另外,家庭积极的经济援助也是一部分学生选择滞留城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曾锦华告诉记者,目前许多家长都抱着这样的观点,认为现在工作不好找,不好找就不找,反正家里也有条件供养孩子。这种心态无形中助长了年轻人消极的就业观,使他们形成了对城市物质生活的过份依赖。
  据调查了解,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一些东部沿海城市,这种“啃老”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历史转型期中,社会在不断走向完善、规范和成熟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诸多改革未到位的缺憾和观念的局限。“城市依赖”问题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就业取向和人才供求的矛盾,更是社会转型期各项改革有待深化的中国现实。最终问题的解决还需要通盘考虑的“政策组合拳”以及各项持续而深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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