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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化的瑞雪


  母亲对几位木匠哭着说:“这棺材暂时不做了,将来要做就做个大点儿的,把我和我儿子装殓在一起……”
  
  我出生在“文革”时期,3岁时,我那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市里当干部的父亲被“造反派”关进监牢,我随母亲回到乡下。家中有难,我的身体却又总找麻烦,几乎每年农历二三月,都要病上一场。母亲为我请过许多医生,大都说是因为体质太弱所致,需要增加营养。可那时我们家连肚子都填不饱,又到哪里去找“营养”呢?12岁那年春天,身体虚弱不堪的我,又流出了鼻血。鼻血流得很猛,用棉球塞住两个鼻孔,血很快就在鼻孔里凝成两个条状的血块;而当继续涌流的血没有“出路”时,它便从嘴里流了出来。母亲一路狂奔到村东去找医生。医生为我开了几副中药,说:“吃吃看吧,一般人吃上一副就会管用的。”
  几天后,那几副中药喝完了,我的鼻血仍未止住,奇怪的是,鼻孔每次出血的时间,都是在刚吃过午饭、室内外温度都相对较高的这一时间段,似乎已成为习惯性的。“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把医生请来。医生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是一点招都没了,就赶紧往县医院送吧——再不去医院,这孩子就会流鼻血流死啊!”
  母亲问,去医院需要准备多少钱,医生说,得二百多块吧。母亲“扑通”一声跪倒在医生面前:“医生,你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对我们家来说,这笔钱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好心的医生犹豫着,再次返回,免费为我挂了一瓶点滴。
  当点滴打完的时候,黑压压的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鹅毛大雪,窗外很快成了白色的世界。医生无奈地摇摇头,悄悄地对我母亲说:“打点滴只能暂时为孩子补充一点体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当这场大雪消融的时候,孩子的命恐怕就……”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而身体虚弱又心理特别敏感的我,却是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每天午饭后鼻血还在一成不变、“按部就班”地流,稍稍不同的是,血的颜色由深红色渐渐变成了浅红色,其浓度也由浓变稀。“这是孩子血快要流尽的征兆啊!”一位前来看望我的大婶含着泪水对母亲惊呼,另一位大婶则抱着我的母亲啜泣不已。
  这天夜里,尖锐刺耳的锯木头的声音从我家另一孔破窑洞里传出来,几小时后,又变成了刨木板、打铆眼和钉钉子的声音。我不由得猛地一激灵:“妈,隔壁那些人该不是为我做棺材吧?”母亲抱着我的头没有说话,只是哭。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拼命哭闹:“妈,我不想死,隔壁的阿秀已答应我了,要为我做一支好长好长的柳笛,我还要等爸爸回来……”母亲脚步踉跄地出了门。不一会儿,院内响起了抛扔木板的声音。母亲对几位木匠哭着说:“这棺材暂时不做了,将来要做就做个大点儿的,把我和我儿子装殓在一起……”显然,母亲已下定了与我同生共死的决心,可我,要想活下来,有那么容易吗?
  我生活的内容变得“简单”起来:除了等待午饭后鼻血涌流不止的惶恐时刻,就是斜靠在被垛上看窗外南墙根菜畦上一点一点消融的积雪——积雪成了我生命的刻度,当你融尽的那一天,我也随你走进了天国——雪啊,你就慢一点、再慢一点消融吧!渐渐的,我连软面窝头都吃不下去了,每天只能靠喝一小碗白面稀汤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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