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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潘石屹主义



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
特约记者
苏小和  发自北京
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
对于北京地盘上一些有小资情调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环境简洁的餐馆,几年前,我在那里曾经吃过米粉,是正宗的桂林米粉。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潘石屹坐在那里,一个人,一边哧溜溜吃,一边翻着杂志。
后来我再去吃的时候,潘石屹不在,倒是一名女顾客从米粉里吃出了一根头发,和老板理论。老板是个身体粗壮的年轻人,可能是刚刚喝了酒,话还没有说几句,对着客人就把茶杯抡了过去。在场的人大骇,纷纷离去。我听见那个女顾客的哭声中竟然带着小资阶层的温柔,她说:这就是著名的建外SOHO的风格么?这就是你们的管理么?
现在,我们又走在通向建外SOHO的路上。和往常一样,国贸桥下是最塞车的地方。出租车司机牢骚满腹地摁喇叭,他有一些愤怒地说道,“没有修这个什么建外SOHO的时候,这里是不那么堵车的。”我们大笑,说:“连堵车也要怪潘石屹么?!www.163164.com
司机也笑了起来,说不是怪他,而是他在这里赚了大钱,应该把道路修宽一点嘛。
电梯间也很有意思,几个在这里上班的人摸着墙壁和门框,说潘石屹用的材料真不怎么样,这么简单的装修,却卖那么高的价钱,不地道。我们笑着问,既然你们都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还要买呢?众人回答道,因为潘石屹会投机会取巧嘛!www.164.com
众人的评价有道理么?多年来我们了解的潘石屹似乎是从一次准“偷渡”开始的。那是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这个细节有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潘石屹应该提前办理好边境通行证,以他当时的身份,办个这样的证件并不是难事,但潘就是这么毫无准备地闯深圳去了。另一方面,一个腰包里只有80元的穷人,拿出50元请向导,似乎也是个豪赌之举。如此细节,想来出自潘本人之口,他应该是为了强调他去深圳的义无反顾,强调他在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另外一个场合,潘石屹还给朋友们讲了他在海南炒卖房子的故事。那时,他以每平米3000元买进了八套别墅,两个月之后,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购买,潘石屹开价4000元,还没有签单,忽然又来了一位内蒙古的有钱人,潘石屹马上开价4100元。价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气,但买房决定已定,只好愿意出价4200元,将潘石屹的房子买走。但潘这个时候胃口大开,他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后的两套别墅,他买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价。
许多年以后,就是这么一个近似于卖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总结为“一改传统方式,用市场杠杆来平衡价格与利润的关系”的典型案例。客观地看,在这个故事里,潘正确预估到了价格上升的空间,他没有慌张地将房子过早卖掉,至少说明他有做生意的信心和机灵。后来他带着这些炒房子赚来的钱到了北京,先是在怀柔注册了公司,然后在一次饭局的闲聊间无意中听旁边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潘石屹深知指标就是机会,于是决定出手,由此形成了北京万通日后发展的底盘。
他信奉什么主义?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潘石屹旧友说,老潘就是靠着他那点机灵混到了今天的模样。他说潘石屹向来相机行事,不墨守陈规。潘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商业领域,教条主义的东西很难行得通,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往往行得通。”这是潘石屹的经验之谈。
在我们面前,他微笑着说:“凡事理性分析的人、有文化的人全都没赚到钱。而那些见识比较少的,动脑筋比较少的,却摸着市值了。!www.163164.com
他想起那些带着知识带着硕士博士学历闯海南、走广东的人们,想起他们聪明的憋屈,他们有知识,有思考的能力,有不错的见识,甚至还有理想,可是却赚不到钱。而那些基本上目不识丁的广州包工头,凭借着他们的生存之道,财大气粗地走到了今天。
潘石屹承认自己就是在读书人和包工头之间找到了某种结合点。或者我们可以总结,潘石屹把包工头的趋利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又把读书人的个性和清高恰到好处地遮蔽起来。
我们看到,他的楼盘都有一些文化艺术的佐料,但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你不能说潘是一个文化人,是一名艺术家,可是他却经常折腾出一些文化艺术的话题,让自己身在其中;你同样不能说潘是个锱铢必较的商人,他会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谈到理想,他会说,跟那些包工头相比,老潘的内心至今仍然有理想之火在燃烧。
是的,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那个时期,潘石屹除了白天工作赚钱,晚上则就着小小的灯泡读书,读《走向未来丛书》。只是,当更多的人被理想主义烧灼的时候,潘石屹却从理想主义的火焰中抽身而出,走上了具体的发财之路;当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些普世价值的丧失痛哭流涕,几个衣着寒酸的读书人反复书写市场经济定义的时候,潘石屹却直接跑到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开始盘点此生如何积累起更多的财富。
在潘石屹宽大的写字楼里,我们很想和他谈一谈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谈一谈90年代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如何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可是他却总是闪烁其词,只是和我们反复谈起他的商业模式,谈他的公司如何在遭遇资本市场冷遇之后终于成功上市。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关于潘的财富故事,早已经远播四方。他自己也调侃自己每次见到媒体都在说着同样的观点,叙述着同样的故事,可是却对我们另一个向度上的探索并不配合。
然而,像潘石屹这种在80年代接受过启蒙主义教育的人,主动放弃理想主义性格,走上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道路,究竟更多是一种环境的逼就,还是内心使然?
有很多问题需要提出:
为什么潘石屹不继续留在机关里慢慢往上爬?凭着他的机灵,潘应该是能爬到一官半职的。要知道,农村出身的潘石屹,从父母那里传承过来的人生价值观主体应该是从政,而不是发财。在官场的阶梯上苦苦爬行的人太多了,潘石屹本应该走在这样的路上。
为什么潘石屹能够很早地放弃读书人的清谈作风,转而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商业方法?这种方法论的改变几乎决定了潘石屹商业上的成功。
为什么潘石屹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在房地产经济的灰色地带栽跟斗?潘起步做生意的时候,正遇官倒流行,只有那些手中握有官家资源,有能力进行官倒的人们才大张旗鼓地做生意,他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巴结官场,巴结资源。潘石屹从来都否认自己有深厚的官家背景,也不承认自己曲意逢迎,暗箱操作,这在土地资源完全掌控在政府官员手中的制度环境下,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但无论别人怎么怀疑,潘石屹的确没有在行贿受贿方面曝出丑闻。
他与他们的距离
潘石屹的好友冯仑曾经开玩笑说,潘得益于三个人,一是邓小平,二是冯仑,三是潘的妻子张欣。潘石屹刚开始对这样的总结心存不平,事实上冯仑可能道出了本质。在很多场合,潘都喜欢借用邓小平先生的语录说话,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争论,等等。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成为潘这一批人的福音。南巡讲话为潘石屹们指出了一条通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理想丢到垃圾站里,把启蒙锁进书柜中,每个人都应该奔着财富而去。
潘石屹的父亲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孩子,你要出门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现在看来,潘石屹把老父亲的话贯彻得浑然天成,儿时的经历成为他的行动基础。潘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死问题。他说起他的出生方式:一个接生婆用满是灰尘的手把他从母亲身体里拉了出来,父亲尝试着给接生婆提出建议,希望她能把手洗一洗,以免感染,但是这个接生婆说,她接生孩子从来没有洗什么手。
如果说如此不洁净的出生方式尚属于父母的口耳相传,那么潘石屹早年的饥饿感则是他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他记得没有饭吃,父母只好把两个妹妹送人,最后甚至想把潘石屹也送给人家。潘说送两个妹妹出去是为了吃饭,送他出去则是父母想让潘石屹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是最后一刻,妈妈依依不舍,潘石屹才留在家中。
来自同龄人的比较可能让我们更加看清楚潘石屹。
潘是1963年生人。这一年出生的国内房地产商人,有天津的孙宏斌。和潘石屹的成功相比,孙可以说是失败。孙四处圈地的时候,潘只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着,他似乎完全没有体会到土地储备对一家地产公司的重要性,他到处宣讲他的公司的商业模式价值,他的项目所带来的新生活范式,他甚至对孙宏斌巨大的土地储备行动嗤之以鼻。两个人的行动造成了两个人的不同结局:以今天的市场形势看,孙当年的圈地行为似乎具有前瞻性,如果他能挺过难关,今天风光的就不是潘石屹了;而潘石屹当年没有积极拿地,只是沿着一个一个项目精心打造,无疑是为公司带来了资源上的不足,特别是在公司海外上市阶段,更是遭遇到了市场对他的土地储备不足的轻视。一直到最近,潘石屹还是在土地储备上发力之后,尤其是在拿到北京三里屯南街和前门改造地段之后,才取得海外资本市场的信任。
可以说,正是稳健和精耕细作的风格,才形成了潘石屹今天的气象,而趾高气扬、雄心万丈的孙宏斌却被自己圈起来的土地压垮。熟悉他们的人,都记得孙宏斌高昂的头,紧绷的脸,也都记得潘石屹的笑容,他似乎在任何时候都对着别人微笑,即使他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别人也都说,那是潘石屹正确的假话。
另一个年龄接近的地产商人,是1961年出生的周正毅。周的故事妇孺皆知,先是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获得三年监禁,狱中竟然向狱警行贿,享有优厚待遇,出狱不久,又被再度起诉,这一次罪名更多。外传周是有大背景的人物,在上海滩上曾经左右逢源,可以不花钱就拿到大好地皮。我们曾有机会面见周,听他豪迈地宣讲,谁谁是他的朋友,谁谁又是他的敌人,似乎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相比之下,潘石屹这方面的传闻就少之又少,甚至少过了王石、张宝全,也少过了任志强,就连冯仑都有这方面的传闻,尤其是冯与天津泰达的合作,被外人嘲笑为冯仑的逢迎之举,而潘石屹每次面对媒体这方面的疑问,却都信誓旦旦,指天发誓,他决没有任何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劣迹。
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同龄地产商人,是湖南郴州的邢立新。之所以把他提出来比较,是因为邢曾经是一名不错的诗人,他在艺术方面的天分,应该在潘石屹之上。但邢立新的诗歌天分在与官员勾结之后,却造就了国内房产市场官商联合牟利的奇迹。他动用市委书记的大权,用政府公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基层官员购买他开发的房子,如此恶劣手段,最终导致市委书记下台,他自己自然也锒铛入狱。
估计潘石屹听到这样的营销手段,也会生出惊愕的表情。潘的理智就在这里,他不会用一种艺术的张狂来左右商业,他的那一点与艺术有关的气质,仅仅当成了房地产开发的面具和小资情调,而不是方法。
和孙宏斌相比,潘石屹多了一份谦虚,一分和气;和周正毅相比,潘石屹多了一分满足,一分距离;和邢立新相比,潘石屹则多了一分尺度,一分理性;和那些仍然在理想主义道路上奔走的知识分子相比,潘石屹则多了一分世俗,一分投机,一分随波逐流。
他的身上有农民的谨慎,小官员的逢迎,读书人的狡黠和艺术家的取巧。当一个时代开始整体性地放弃理想主义追求,偏离自由价值建设,彻底转移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单向度的物质主义道路上时,潘石屹的个人性格与之发生了巨大的共鸣。潘石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
即便是谈到信仰这样崇高的问题,他也习惯谨慎、闪烁其词。他的妻子倒是直接告诉媒体,她已经皈依巴哈伊教,但潘石屹却不会如此直接说出内心的风景,他说,“我既不是信佛教,也不是信道教,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我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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