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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光阴的重量



宋烟(郑州)
郑州这几天变天了,要下雨的样子。这让我又想起了“外公”,去年他去世的时候是一个暴雨天。
说是“外公”,其实是我亲外公的弟弟,我们也叫他“外公”。他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回来后在老家生活了19年,他回来时我小学一年级,他去世时我已经大学毕业4年。这19年里,他对在台湾的生活一直讳莫如深,从不提那边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只知道,他在台湾还是当兵,后来一直住在花莲县。花莲,很好听的名字,直到今天,每次听到这个地名我都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猜想他在台湾大概过得并不好。他去台之前还没结婚,在台湾也没结婚,回乡的时候63岁,一直一个人过,就把哥哥家的孩子、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当成自己的孩子。后来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那些去台湾的老兵在那边社会地位还是很高的,只是有的晚年被大陆去的女子骗婚,结局十分凄苦。
其实不回来的话“外公”可能也结婚了。他第二次回来探亲的时候,有个女子和他一起回来,母亲说那女子个子很高,气质也好。我当时还是小孩子,现在连她的外貌也完全不记得,只记得个子确实很高,那时候天已比较冷了,她还穿着裙子,十分漂亮。但他们最后没有能结婚。
“外公”刚回来的时候,很引起了一点轰动。亲戚就不用说了,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看他,特别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每天家里都那么热热闹闹的。那时大陆和台湾的生活水平相差还很大,人们对外面的生活感到很好奇,每天都问这问那的,亲人也陪伴在身边,各家都请他去家里住。“外公”曾在我家住过。那一阵他的抽屉里有很多兰花豆,我很喜欢吃,但不敢问他要,他能感觉得到,总是主动拿给我,但我还是趁他不在时,偷偷地去拿过。
那应该是“外公”比较开心的一段日子,有儿孙承欢膝下,有老友聊天怀旧。也许这样的日子迷惑了他。和在台湾时的举目无亲相比,老人家不就是图个热闹么?
“外公”从台湾回家,带回了不菲的礼物,金饰、电器、日用品等等,当然还有钱。直到今天,我家和三姨家用的电视机还是“外公”带回来的,日立的25吋彩电。那时一般人家都是黑白电视,我家的遥控彩电让我在同学、伙伴中很觉得骄傲。而那些钱,让我的两个舅舅从普通村民变成了全村首富,也让他们从好兄弟变得疙疙瘩瘩,最终形同陌路。原因我不怎么清楚,母亲也说不明白,但说不外乎是“外公”偏心,再加上旁人从中挑拨,小舅舅对“外公”不满。
再热闹的宴席终究也会散场。人走茶凉之后,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巨大差异与平静背后隐藏的不满和矛盾让“外公”很痛苦。他决定在城里买套房子住,这应该也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他不可能想到,这套三层楼房的归属最后会成为他两个“孩子”兄弟反目的重要原因。房子买下之后,“外公”一个人住在那里,亲戚们有空就去看看他。我姐姐那时在城里当老师,比较方便,经常陪他下棋、聊天和散步什么的。“外公”在世时最喜欢姐姐。这可能是因为姐姐是当时全家学习最好、学历最高的小辈。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有天“外公”出来散步时被车撞了,骨折。他只好又住到大舅舅家。其实他心里不是不愿意回来住,但那些因为给钱多少而产生的矛盾与不满,让他心里不舒服。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矛盾也始终存在,最终让“外公”觉得“心冷”。
“心冷”的“外公”选择自杀。他晚上睡不着觉,攒下了很多安眠药。抢救过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很少说话。为了这事,我一度很生大舅舅的气,觉得他在“外公”给完了钱之后对“外公”冷淡下来。姐姐说舅舅对“外公”还是很孝顺的,“外公”有段时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老人面皮薄,也不主动说,舅舅没有一点怨言地照顾他,也很不容易,和亲儿子没什么两样。
其实在生命最后几年,即使“外公”身体好的时候,也是很寂寞的,大舅舅和舅母整天出去打麻将,特别是舅母,有时候我们去看“外公”,她都不从麻将场上回来。因此通常的情形就是“外公”一个人很落寞地坐在椅子上。我怀疑没有别人、没有事情的时候,“外公”是不是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母亲说,其实基本也就是这样,即使舅母在家时,他也一整天都不和她说一句话,有事情也不说,非得等大舅舅回去才说。他对舅母不满意,一直生舅母的气。
去年“五一”我去看“外公”。那会儿他已病得很严重,是口腔癌晚期。之前他病危过一次,连寿衣和寿材都准备好了。对他来说,动手术只会增加痛苦,因此采取了保守治疗,半边脸都肿着,说话很疼,因此平时他很少说,可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他精神还好,说话也比较多。我知道“外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心里难受,不禁就哭了出来。他看到我哭了,也开始流泪,大家哭声一片,“外公”说我特地回去看他他很感动才哭的,不是因为快死了才哭。他1987年回来,到现在已经19年了,83岁了,死也没什么的,就是死的时候不应该让他得这么痛苦的病,受罪啊。我哭得更加厉害。
要走的时候,“外公”在他屋里躺着,我不知道他睡着没有,在门口看了一会,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没敢惊动他,悄悄走了。那个下暴雨的夜晚,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后悔得心痛,一个人躲在屋里哭了好久。
那天回去之后,我给姐姐打电话,让她常去看看“外公”,或许还能给他些安慰。姐姐倒是经常去,因着“外公”身体和精神的时好时坏,她的心情也时喜时悲,却没有任何办法。
如今,逝者已经远去,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外公”没有从台湾回来,他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好,“外公”究竟有没有后悔过?
这19年光阴的重量,我始终无法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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